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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监狱行刑博弈隐含监狱法制完善的问题  

发布时间:2015-06-25    文章来源:        文章访问量:


摘要: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执行方式。在监狱具体的行刑过程中,《监狱法》作为主要的执法依据,随着执法环境的不断变化,致使监狱在行刑执法活动中遭遇着执法博弈的尴尬。通过对一系列的执法博弈进行透视分析,主要是缘于《监狱法》的不完善所导致。虽然《监狱法》于2012年作出修改,但仅仅是为了调和与重新修改后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冲突,难以规避监狱执法博弈。由此,在深入推进法制建设的进程中,需根据监狱在具体行刑实务中的需要,对《监狱法》进行有必要的解构,促进监狱法制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监狱行刑  监狱执法博弈  监狱法制完善

 

 

 

行刑即刑罚执行,是指国家行刑司法机关依法对生效刑事裁决付诸实施的的刑事司法制度,包括对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等一切方法的执行制度。监狱行刑不仅是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执行方式。作为监狱行刑主要的法律依据《监狱法》于1994年颁布实施,使监狱行刑执法工作实现了从有章可循到有法可依的巨大转变,是监狱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牌。由此,在加强和完善监狱法制建设的语境之下,便会毫无疑问地指向《监狱法》这一重要刑罚制度。所谓法无恒常,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刑事实体法《刑法》和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分别进行了修改,为了调整与修改后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冲突,《监狱法》也进行了重新修改并于201311日开始实施。但此次《监狱法》的修改犹如隔靴搔痒,仅仅涉及几条具体法律条文,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解构,不能从根本上规避监狱执法博弈问题的产生,使监狱执法陷于尴尬境地。为此,有必要从监狱行刑实务需要的层面,对实施近二十年的《监狱法》进行再省思,不断推进监狱法制建设的完善。

 

一、监狱执法博弈的表现及影响

 

博弈,原本是指古代的一种文体娱乐活动,也就是指下围棋,后引申为各行为主体间相互争取利益。根据《监狱法》的相关规定,监狱法律关系中涉及到的法律主体是多重的,包含了监狱、监狱人民警察、罪犯、检察机关、社会组织机构和其他人员等。在监狱的行刑实务中,监狱作为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由于《监狱法》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工作中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时常发生博弈,使得监狱行刑工作陷于尴尬境地。透视一系列的执法博弈,不难发现是源于监狱有法难依和无法可依而造成的,究其实质是监狱各法律关系主体为了一定利益需求与监狱刑事法律的博弈。

 

 

(一)监狱执法博弈的表现

 

1、有法难依的执法博弈

 

监狱执法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监狱法》,但是由于在此次修改中没有对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缺乏实际操作性的问题依然存在。由此,从某种意义而言,导致监狱在具体的行刑实务中有法难依,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罪犯死亡处理问题。在《监狱法》中涉及如何处理罪犯服刑期间死亡问题的法律规定有两条,即:第五十五条和第七十三条。这两条法律对监狱法律关系有关主体之间,在处理罪犯服刑期间死亡的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权利、义务和赔偿的规定。从法理层面而言,这对罪犯服刑期间的死亡提供了法律的解决方式,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操作性,使得监狱在处理罪犯死亡的工作中极为被动。究其缘由是这两条法律存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所致。

 

一是罪犯因病死亡的,由监狱作出医疗鉴定。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值得商榷,首先是监狱医院鉴定资质问题,其次是违反了“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法理思想,导致监狱医院的鉴定结论不能让死亡罪犯家属信服。

 

二是罪犯家属有疑义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罪犯非正常死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检验,对死亡原因作出鉴定。这一法律规定过于概况性,不利于实际操作,也就是说,缺乏一个具体的详细的程序性规定。

 

三是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此规定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赔偿规定,监狱依据“有关规定处理”不够具体,现行涉及的“有关规定”便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工伤保险条例》、司法部颁发的《罪犯工伤补偿办法》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等,在实际工作中应按何种规定执行;其次赔偿范围也存在一定问题,按此规定只能对因劳动死亡的罪犯进行赔偿,而因其他问题导致死亡的没有明确。

 

四是从处理罪犯死亡问题的实务来看,一方面《监狱法》缺乏一个对“罪犯家属”的责任性规定。因为,无论罪犯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其家属普遍囿于一个好好的大活人送到监狱,然后死在监狱,不是监狱的责任还能是谁的责任。他们对于检察院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普遍都不认可,劝解也置之不理,并以此说事提出无理要求。如果达不到他们的无理要求,就上网炒作或采取“上访”等形式向监狱施压。这就是由于“罪犯家属”缺少一个法律的责任性规定对其行为加以引导和制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监狱法》中也缺少对死亡罪犯尸体处理规定。在处理罪犯死亡的工作中,处理死亡罪犯的尸体问题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因为,无论是罪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经有关部门依法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后,“罪犯家属”因没有达到利益诉求,往往拒不同意将死亡罪犯的尸体进行火化。监狱在出于人性化执法的同时也需要依法执法,也不能将死亡罪犯的尸体进行强化火化。为此,在《监狱法》中应增加一条“经有关部门依法对死亡罪犯尸体进行死因鉴定后,尸体应于三日内予以活化”的规定。

 

由此种种,在处理罪犯死亡问题的工作中,监狱便与“罪犯家属”之间产生了一个执法博弈。具体而言,监狱需要谋取依法处置罪犯死亡问题,但“罪犯家属”却诉求更大的“无理要求”。

 

2)罪犯减刑、假释问题。《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刑法》第七十八条和八十一条分别对罪犯减刑、假释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因此,在法律上而言,罪犯有获得减刑和假释的权利。减刑、假释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变更制度,需要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法律规定加以保障。虽然《监狱法》在第三章单列出第四节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做出了六条相关规定,但是却不能满足监狱行刑实务的具体要求。

 

首先,就实体性法律规定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无论是减刑还是假释,都有一个实体性的规定,就是“确有悔改表现”。在监狱具体的行刑实务中,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主要是依据罪犯是否获得行政奖励为标准。换言之,行政奖励是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证据。但是在涉及到减刑的法律规定中,却没有将罪犯获得行政奖励这一问题从法律层面加以确定。二是罪犯减刑就必须要涉及到减刑幅度这一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监狱法》对此没有规定,仅仅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罪犯减刑的若干规定,即使如此,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也难以统一减刑的具体幅度,有失公平性和公正性。

 

其次,就程序性法律规定而言,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无论是减刑还是假释都是由监狱提出建议然后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核裁定。在这其中就没有规定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审核,是以书面的方式审核还是开庭的方式审核;同时,检察机关作为执法监督部门,在罪犯的减刑、假释执法活动中理应要进行全程监督,但是《监狱法》却对此没有任何提及。二是减刑、假释的程序中时间规定不够完善,只对人民法院的审核裁定时间做出了规定,没有对监狱一方提出时间要求。三是减刑、假释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是一个严肃的执法活动,不仅需要实体合法也需程序合法。但在《监狱法》的规定之中,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和要求。

 

3)缺乏系统的责任性规定削弱《监狱法》权威性问题。监狱行刑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主体较多。在行刑社会化的趋势之下,《监狱法》所规定的各关系主体应当积极参与并配合监狱的行刑工作。但是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虽然《监狱法》中对有关的监狱法律关系主体的职权进行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责任性规定,导致需要由其他监狱法律关系主体配合、协助、参与的监狱行刑工作难以开展。如:《监狱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罪犯的亲属,应当协助监狱做好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此条法律规定带有一定号召性色彩,在监狱工作社会化的发展进程中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但是由于缺乏不履行法律要求的责任性规定,监狱根据行刑需要有关社会力量配合、协助、参与的要求屡遭拒绝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监狱法》的?监狱法》规定去履行相关职责时四面碰壁,陷于一个有法难依的尴尬境地。这不仅不利于监狱的行刑工作,而且略显对有关主体的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奈,极大地削弱了《监狱法》的权威性。

 

2、无法可依的执法博弈

 

1)心理矫治。心理矫治工作在当下的监狱行刑工作中,无论是在维护监管安全方面,还是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监狱法》中,缺少对于心理矫治工作的法律规定。因此,为了促进心理矫治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亟需从法律层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定。

 

2)监狱企业。监狱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打破监企合一,实现“全额保证、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目标。监狱企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企业,它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对其加以保护、引导和规范,但是在《监狱法》中缺少对监狱企业的定位、组织原则、运行方式、组织形式、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3)罪犯“三亲”。罪犯拨打亲情电话、与家属进行亲情会餐和开展亲情帮教,都是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的手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仅仅是用一些监狱管理制度对这些加以规定,由于受到时间、区域等的影响,对其条件、范围、时间、次数等却不尽统一。为此,为了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需和加以进行统一规范,也要从法律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定。

 

4)罪犯假释前评估。假释是罪犯的一项合法权利,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罪犯在达到假释的法律实体条件后,还必须通过假释前评估,也就是说要通过评估确定其是否还有再犯罪的危险。同时,对拟假释罪犯的评估工作,需要罪犯所在地的有关部门出具评估结论。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要求,在开展此项工作时举步艰难,不仅不利于行刑社会化的发展,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

 

5)罪犯医疗保障。为提高罪犯的医疗保障水平,充分地保障罪犯的健康权;同时也是解决罪犯医疗费用杯水车薪的现实问题,监狱系统正在逐步试水将罪犯的医疗保障纳入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或者是探索纳入医疗保险的途径。这些重要举措是不断创新监狱管理的有益尝试,也是行刑社会化的一种表现。为此,为规范和推进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也亟需从法律层面上对监狱的这一主体行为加以明确和提供法律保障和支持。

 

随着监狱工作越加地社会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在具体的行刑实务中的诸多工作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无法可依”的情况除了上述列举的之外,在具体的行刑实务工作中,诸如罪犯分级处遇、高危监区、严管监区(队)、“三集体五固定”等,都需要从法律方面加以规定。

 

(二)监狱执法博弈的影响

 

1、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反观监狱诸多的执法博弈,实质问题是各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法律展开的一场博弈,是与法争利。在博弈的背后却隐藏着藐视法律的危险。

 

2、削弱了监狱行刑职能。由于缺乏一部完善的主导法律作为支持和保障,在监狱的一系列执法博弈中,使得监狱的相关工作难以有序正常实施。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诸多的执法博弈的产生势必在一定程度中削弱了它的行刑的职能要求。

 

3、削弱了监狱各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合力。行刑执行工作不是监狱一家就能完成的,需要各部门、各组织、各团体和有关人员的密切配合,形成一股合力作用于教育改造罪犯。但是在监狱执法博弈的现实下,这股力量被分化削弱了。

 

4、削弱了建设法治监狱的基础。通过反观在监狱行刑中出现的一系列执法博弈,还是由于有关法律不够完善所导致。众所周知,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如果监狱法制不完善,势必就会导致监狱在行刑实务中遭遇“有法难依”和“无法可依”的执法尴尬,削弱了建设法治监狱的法制基础。

 

二、推进监狱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首先,从监狱政治属性而言,推进监狱法制建设是国家意志体现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指出监狱是伴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并最终也将与阶级、国家的消亡而消失。由此,监狱在起源之时便深深地打上了国家政治属性的烙印,作为阶级国家的专政统治工具,充分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始终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法制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集中体现了国家意志,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监狱作为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家的重要专政暴力机器之一,也是一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进程中,监狱不能成为法制的荒芜之地,而是要不断地根据国家和整个法制体系建设的需要,进行不断地完善。

 

其次,从监狱发展进程而言,推进监狱法制建设是监狱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监狱在历史的潮流中经过不断改良后,告别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监狱那种任意残害受刑人身体、肆意剥夺受刑人生命、随意践踏受刑人尊严的报复刑和威慑刑的行刑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近现代兴起的教育刑、矫治刑亦或是恢复性行刑。监狱在这种行刑理念的更迭中,体现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展现出优越的法治思维,使其在政治属性之外又具有了法律的属性。正是由于监狱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使得监狱法制也不断得以完善和促进了监狱法治思维的不断觉醒,自觉地积淀法律的内在要求,推动着监狱法制建设的进程。

 

最后,从建设“法治中国”而言,推进监狱法制建设是建设“法治监狱”的根本要求。法治,它要求依法治国和使用法律制度治国,体现的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态度、理念、原则,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法治理念的提出,要求必须要摒弃人治,坚持依法治国。法制从字面而言,是指法律制度的简称,是施行法治的基础。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司法实践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确保法律威严,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一个窗口期。因此,在构建法治中国的进程中,推进法治监狱的建设意义尤为重大。为此,在建设法治监狱的过程中,就势必要先完善监狱法制建设,使法治监狱有法可依,将监狱的执法活动置于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

 

三、监狱法制完善的思考

 

由于《监狱法》自身存在的先天性缺陷没有在此次修改中,得到实质性的修改和完善,使得监狱在具体的行刑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执行尴尬和困难。所谓“世易时易,变化亦矣”,在不断推进法制建设的时代语境之下,《监狱法》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以完善,确保监狱执法有法可依、公正司法,为推进“法治监狱”建设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一)提高《监狱法》的立法规格

 

法具有调整、指引和保障的功能,法的这些功能是法天然的、内在的属性。法的这些功能是对任何法律都具有普适性,但是也不容否认,法的法律位阶越高,它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表现也就越突出。《监狱法》作为一部法律,调整着对监狱主体有利的一切社会关系,并以明确的方式指引着各类主体的社会行为,为监狱的具体执法活动提供法律保障,使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能得以顺利组织实施。但是监狱在具体的行刑实务中遭遇的诸多的执法博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缘于《监狱法》的法律地位不够高。在法律的诸多分类中,《监狱法》是属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一般法律,而不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法律。根据法理而言,《监狱法》的立法规格不及刑事实体法《刑法》和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规格高,只能是作为它们的下位法。因此,《监狱法》所具有的调整、指引和保障的功能就不如后者强大。

 

刑罚执行与侦察、起诉、审判等构建起整个司法刑事体系,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依据的法律上,监狱所依据的《监狱法》的法律位阶过低,不利于更好地开展行刑工作,也不能够为整个行刑工作提供更具调整力和指引性的保障,这个在监狱实务界和法理界也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或改变监狱在具体的行刑工作中遭遇的执法尴尬,有必要提高《监狱法》的法律效力,使得《监狱法》的法律效力更高,从而使得《监狱法》具有更为强大、广泛的调整、指引和保障的功能。要提高《监狱法》的法律效力,只有提高其法律位阶,而法律位阶的高低,是由立法机构、立法时间等诸多要素决定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立法权限就只限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根据《监狱法》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想提高它的法律位阶,就只能是由全国m;"> (二)对《监狱法》进行立法完善

 

《监狱法》的颁发实施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了监狱的各项工作,推动了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进程,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加之《监狱法》的先天不足,致使《监狱法》已不能更好地适应监狱行刑和发展的具体要求。虽然,《监狱法》于2012年进行了修改,但是此次修改是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打包修改,是为了调和与重新修订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重新建构。因此,对于《监狱法》而言,自身仍然存在的不合理和不完善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监狱法》缺乏责任性条款设计。在监狱的诸多法律关系主体中,设计到责任性的法律规定只有对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的,而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却没有加入责任性法律设计。法的功能是应然而然的,但是法的作用却是从立法技术上实现的,主要路径之一便是设计责任性条款,由于《监狱法》缺少有关的责任性法律条款设计,对监狱法律关系主体的不作为、乱作为所导致的后果,没有从法律层面进行约束和进行必要的惩罚,进而导致了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博弈的问题。

 

二是《监狱法》过于原则性,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在业界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监狱法》是一部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一身的刑事执行法律,对监狱行刑活动规定过于原则性和概括性,在具体的工作中没有进行系统性的加以规定缺乏操作性。

 

三是《监狱法》应与时俱进通过法律规定解决具体的执法困难。一方面,在法的众多渊源中,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做法或者是习惯做法以及研究成果都是其来源之一。《监狱法》实施近二十年了,在此期间监狱实务部门也不断地总结了出了一些解决实际工作中难题的做法,同时也对困扰监狱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监狱法》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在具体的工作中,是以具体的政策性文件为指导,但是这些政策性文件却因地域、时间等存在较大差异,难以保证执法的统一性。

 

四是缺乏司法救济立法设计。在加强监狱法制建设,推进法治监狱的进程中,《监狱法》应增加有关司法救济的法律规定。增设司法救济的有关规定不仅有利于保障各监狱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的需要,也可以进一步使得在监狱行刑的各环节工作中充分体现出法律的公平、正义,将监狱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规定范围。为此,需要根据具体的实际工作,做出有针对性的立法,从而在填补监狱执法有关法律漏洞的同时,也从法律层面统一规范有关监狱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

 

(三)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体系建设

 

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完善法制建设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过程,是在过程中不断地实现目标。就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体系而言,众所周知,在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体系中仅仅只有刑事实体法《刑法》和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是“两条腿”走路。从整体而言,既然是刑事司法制度体系,无论是从学理上的需要还是从实务上的需要,都亟需有一部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匹配,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监狱法》至颁布实施以来,在业界常被视为是一部刑事执行法,但是《监狱法》自身就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此次修改中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构重建,导致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出现了许多不能适应当下监狱具体行刑实务工作的需求的问题。随着我国刑罚工作的发展变化,这部名不正言不顺的刑事执行法也被推向了一个尴尬境地。加之《监狱法》是监狱行刑的执法依据,而监狱执行的是监禁刑,但是在刑罚社会化的趋势之下,我国出现了非监禁刑,也就是社区矫正。因此,如果将《监狱法》视为是刑事执行法那就是无法涵盖社区矫正的刑罚工作。同时,就社区矫正而言,它所依据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所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它所适用的范围、对象,就是法律判决管制的、宣告缓刑的、假释的或者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但是就社区矫正这一特殊的刑罚执行工作而言,它缺乏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仅仅依靠“两高两部”的“办法”是不现实的。

 

因此,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构建一部刑事执行法。这不仅有利于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体系的完善,而且也可以此为契机,从整体上解决监狱和社区矫正所需的行刑立法问题。如果构建一部刑事执行法,势必都会涉及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立法规定。因此,无论是将现行的《监狱法》作为其中的关于监禁刑的立法规定,还是将《监狱法》作为其下位法或者是关于监禁刑部分的实施细则,在法律的继承和创新、法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等方面,都可以对现行的《监狱法》从立法规格、立法技术、立法体例、立法补充、语言规范等方面进行完善修改,从而为监狱实施监禁刑行刑提供科学、完善、规范、可行的执法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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